1979年4月10日，京西宾馆三楼小会议室。

窗外的白杨树抽出嫩绿的新芽，阳光透过老式木格窗棂，在深红色地毯上投下斑驳的光影。

会议室里烟雾缭绕……

副总理摘下老花镜，揉了揉眉心，面前摊开的是厚达五十页的《东方科技集团产业布局白皮书》。

他抬起头，看向坐在侧位的陈卫东，笑了——那笑容里有欣赏，有担忧，也有一种长辈看晚辈闯大祸时的无奈。

“小陈同志，”副总理敲了敲那份白皮书，“你这是要把天捅个窟窿啊！通信、制造、材料、计算机——四大中心同时上马，每个园区都要500亩地起步，你知道这要多少钱吗？”

长条会议桌两侧，计委主任、科委主任、四机部（电子工业部）部长、赵政委等十几位领导，目光齐刷刷投向陈卫东。

陈卫东站起身，走到墙上的中国地图前。

他从桌上拿起红蓝铅笔，在四个位置画下四个醒目的圈。

“首长，各位领导，请容我狡辩。”

他指向广东：“这里，毗邻香港，得开放风气之先。韩婧同志在那里建通信电子中心，主攻数字程控交换机和光纤通信……”

“至于为什么？因为根据我们东方资本测算，未来十年，中国至少需要一亿门电话容量！”

“而我们现在用的纵横制交换机——一套设备占三层楼，接线员上千人，故障率高，扩容困难……”

他转向上海：“这里，精密工业配套基础最好！沈清如同志负责精密制造中心，主攻数控机床和工业机器人。日本一台五轴联动数控机床卖300万美元，还对我们禁运！”

“而我们自己做的话，成本能压到80万人民币。关键这不是省钱的问题……这是有没有‘工业牙齿’的问题！”